红薯
郭华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回少年时代。母亲烀了一锅红薯，没等完全出锅，我即伸手去拿，滚烫的红薯在两手之间倒来倒去，迫不及待地咬一口，烫的嘴里咝咝吸冷气，仍然觉得那样好吃。
对于我们这些上世纪在农村长大的人，红薯是我们永远的话题，永远的梦。
文物鉴定中有一句话叫“传承有序”，红薯是为数不多的有史书记载“传承有序”的食物品种。它原产于中美洲，后逐步被东南亚一带引种。明朝万历初年，广东东莞人陈益和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分别由安南（今越南）和吕宋（今菲律宾）带回。据说福建推广红薯的第二年遇到灾荒，凡是栽种红薯的地方，都减轻了灾荒造成的后果。浙江也是栽种红薯较早的地方。乾隆初年，浙江巡抚方承观改任直隶总督，亲自为天津府所属各州县引进红薯。从此，红薯一步步充实了中国人的餐桌。
红薯栽种虽然受到欢迎，但红薯在中国人餐桌上的位次却很尴尬。有粮食吃的时候不愿意吃红薯，因为红薯确实不如粮食好吃，还有一种独特的“山药面子味”。没粮食吃的时候又离不开红薯，因为有红薯吃就能维持生活，延续生命。从来没有人希望红薯成为主食，但又常常不得不把红薯作为主食。粮食中排位最差的是红高粱，但对于农民来说，红高粱也位居红薯之上。童年的时候，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需要每天下地干活。奶奶做饭时每次只蒸两个红高粱面的窝窝头，是给母亲吃的，我们兄弟姐妹和奶奶只能吃红薯面的窝窝头。
好在红薯自己并不计较名次地位，你肯种我就肯长，而且卯足劲的长。每到收获季节，那一嘟噜一嘟噜粉红色的山药蛋，让农民掩盖不住脸上的笑容，至少有红薯吃了。
红薯在各地名字不同，我们家乡叫山药，分为春、夏两种。春红薯需要用整块的红薯育秧。育过秧的红薯已经没有了营养，甚至长有霉斑，口感也变的发糠，通常是当作肥料的。但青黄不接的时候，也常常被大家捡回来，洗洗削削煮了吃。有一年我捡回来废弃的种薯里，有一个上面还有两根芽苗，我把它种在了院子里，居然种活了。除去我自己浇灌之外，奶奶也精心地帮我照看着。因为上一年歉收，那一年的生活非常困难，常常连红薯面也吃不上。院子里的两棵红薯却生长旺盛，蔓子一天比一天见长，叶子一天比一天见肥。每到吃饭的时候，奶奶就指着院子里的红薯，对弟弟妹妹们说：等你哥种的山药长大了，就有山药吃了。果然，我的两棵红薯收获的时候，生产队的红薯也收获了，而且那一年红薯大丰收。
秋粮收割过后，去地里捡拾丢落的粮食，政府的说法叫“小秋收”。每年秋天各级政府都要发布“关于搞好小秋收，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通知。我们家乡的方言叫“拾拉角”。第一遍是不允许个人去捡的，要组织一些辅助劳力或小学生去捡，捡了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捡过第一遍之后，个人就可以去捡了。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捡红薯，因为比较容易有成就感。背着一只小草筐，拿着一只手镐，在刨过红薯之后坑坑洼洼的地里，低着头走来走去。说老实话，我干这种事不是很在行。我们家临街，街对面一位小姑娘，年龄和我差不多，由于父亲常年卧病在床，日子比我们家还困难。女孩身材娇小，但是特别勤快，两只手也特别灵巧。好像不是她找红薯，而是红薯找她，每天都能捡好多。我虽然捡的不多，回家之后还是会得到奶奶的夸奖，而且奶奶一定会当天就把我捡来的红薯蒸了吃，吃之前一定会告诉弟弟妹妹:这是你哥捡来的。
这种“拾拉角”的行为，每年都要持续到冬天。甚至封冻之后，还有人去地里捡第三遍、第四遍……万一能捡到几粒粮食呢。
因为粮食特别珍贵，所以，那个时候农村中最常见的治安案件是“偷青”，就是秋天到地里偷粮食。有了偷青的，生产队里就针锋相对，安排看青的，政府的说法是“护秋”。看青的人选并不特别强调要身强力壮，因为就是一种震慑作用，并没有几个偷青的敢于直面看青的，更不要说和看青的搏斗。考上高小那一年我十一岁，那时农村学校没有暑假，只有农忙假，一年两次，麦收时节放14天“麦假”，秋收时节放42天“秋假”。因为我们家劳动力少，生活比较困难，放了秋假生产队照顾我，安排我去看青----看红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正规的参加劳动。每天只有4个工分，而且需要昼夜坚守，绑得死死的。但是，不需要力气，不需要技巧，还能挣工分，我非常开心。那一片红薯至少有20亩，周围都是玉米地。在高高的青纱帐之间，红薯地像是一片绿色的广场。第一次看到我的“防区”，我兴奋的把两只手卷成喇叭状对在嘴上，高声喊起看青人的呼号：“啊——哈——呜！”
往年都是学着别人喊，今天终于是我自己在履职尽责。
队长派人拉来一车陈年的玉米秸，在红薯地头上为我搭起一个人字型的窝棚，里面铺上些柴草，再从家中拿来一床被子，我就安营扎寨了。窝棚前面是红薯地，后面是一条古时候的官道。道路已经完全被荒草和荆棘覆盖，早已不能通行了，但遗址的轮廓还能明显看出曾经是一条车马大道。官道的起点在哪里，终点在哪里，都不知道，只知道向东大约五、六里路，有一个平原上罕见的土山，据说早年间山上建有庙宇，而且庙里的神仙很灵。官道便在这山脚下走过。茶余饭后，常常听说官道上有一些灵异现象。一位长辈就曾经亲口告诉我，大跃进那年晚上鏖战，在官道北面深翻土地。半夜时分，一匹白马拉着一辆旧时的轿车，挂着一盏白色的灯笼，从土山上下来，沿着官道走来。她说人们都看见了，甚至听见了得得的马蹄声。走到近前的时候，大家情不自禁地停下手中的活计，屏声静气地看着。白马、轿车、灯笼都看的清清楚楚，唯独车上没有人。那么谁在驾驭这辆车呢？是神，是鬼，还是妖？没有人知道。我的窝棚就贴着官道，但我一点都不害怕。而且盼望着能够看到一次那辆白马拉的轿车，哪怕一次呢。若干年以后回想起来，那时已经看过许多《聊斋志异》的连环画，是不是走火入魔，想要有一次人鬼相逢的艳遇呢？完全不是，连青春期都不到呢！但是，确实对于神鬼的世界充满好奇，尤其想要在小伙伴们相互吹牛时取得一些话语权。
一天晚上，下了一阵小雨，雨过之后，天并没有晴。月亮被云彩遮挡着，朦朦胧胧。突然，外面有动静，我凝神谛听，不像是马蹄声，但也绝不是风吹草动的声音，我一激灵爬出了窝棚。官道上什么都没有，红薯地里却有三个人影。我扯开嗓子，大声喊道：“有人偷红薯啦！”
三个偷红薯的人，急忙逃跑。刚下过雨，地上很滑，红薯蔓子又绊脚，没跑两步，身材娇小的一个摔倒了。她爬起来的一刹那，正巧月亮在云逢中穿过，我看清了她的身影，就是我家街对面那位女孩。
我收住脚步，目送她们消失在湿漉漉的秋夜中。
我走回窝棚旁边，两眼巡视着官道。突然想：神仙会不会来偷红薯呢？马上，我给了自己一个清晰的回答：那要看神仙饿不饿。
因为家乡的土地盐碱化非常严重，粮食问题长期不能过关，70年代，地区和县里干脆号召农民只种“两红”：红薯和杂交高粱。而且把“两红”的种植面积列入领导干部考核。若干年后，在我们家乡工作时间最长的地委老书记李铁同志，回来参加一项活动。会议间隙聊天时，他说你们不要再说我们当时只是提倡种红薯了，红薯产量高，不是觉得老百姓有红薯吃也比挨饿要好嘛！如果能像你们现在这样，一亩地动不动就收七、八百斤小麦，我们也不种红薯。后来，我有幸看到了老书记的回忆录。他初到我们家乡时是县委书记，年春节前后，他和省农林厅厅长下乡蹲点，“和社员一起吃食堂，一起劳动，每天两顿饭，每顿两小碗稀山药面粥，冬天睡冷屋，晚上又冷又饿，睡不着觉就起来喝一碗热水暖暖身子。半个月过去了，实在顶不住了，才到公社吃了一顿山药面菜团子，因为有定量，也不能吃饱。”春耕的时候十几个社员拉一张盖，还是累的走不动。省委领导来检查工作，看到这种情况心情非常沉重。老书记提出每人每天四两口粮，还都是山药面，实在吃不饱，能不能再给增加一两口粮？省委领导听了，也只能一声叹息。每当读到这里，我都忍不住掩卷沉思，那年月的领导干部是和老百姓同甘共苦走过来的，老百姓的苦辣酸甜他们都有切身感受。如果老书记在天有灵，我愿意作证：当年种红薯没有错，红薯能吃饱也比挨饿好。
大概因为红薯引入中国较晚，李白、杜甫等名人大家都没有吃过，所以吟咏红薯的诗词极少。早年抄过一首赞美红薯的诗：“味比青门食更甘，满园红种及时探。世间多少奇珍果，无补饔飧也自惭。”这次查了一下，方知诗的作者是清朝台湾人黄化鲤，而且发现黄化鲤赞颂红薯的诗不是一首，而是一组。其中居然有一首称赞红薯酿酒的诗：“酿成佳醴异香清，太白觞飞醉月倾。却笑江陵千树橘，封侯空自博虚名。”看得出，黄化鲤爱屋及乌，喜欢红薯，连红薯酒也赞不绝口。世上确有以红薯为原料的白酒。年第二届全国评酒会，评出了白酒的“八大名酒”，至今世人皆知。但少有人知的是，同时还评出了九种优质白酒，其中包括“黑龙江哈尔滨高梁糠白酒，安徽合肥薯干白酒，河北沧州薯干白酒”。虽然用高粱糠和红薯干酿酒，带有那个年代特殊的印记，但它证明，薯干白酒也曾经登堂入室，书写过中国白酒的风流。
大包干之后种红薯的少了。正因为少了，红薯反倒成了经济作物。当年三斤红薯折合一斤玉米，现在一斤红薯能换二斤玉米。如果是形状好看、红皮红心的红薯，价钱更高。
我上街很少吃零食，但昨天路过一家烤红薯的小店，却经受不住那独特的香甜味道的诱惑，走了过去。小店主人告诉我，仅在我们这个四线小城市，他已经开了三家分店。烤红薯居然有了连锁店，我凝望着炉中烤的滋滋滴糖的红薯，居然没有想起说什么。
晚上又梦到红薯。
（《中国文化报》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０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