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年前，仙居人集吴昌硕字，于神仙居（韦羌山）景区立一“太白梦游处”石碑，邀集四方，公然告之于众曰：此乃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所谓之天姥山。彼时吾在京城之友人，亦多有前往览胜者，某归而告曰：“噫！真正之天姥山乃在仙居也。”我笑答曰：“此当今之戏作，或非事实也。”并举历代骚客所为诗文，皆无一言及天姥山在仙居者。友亦信我所言，乃劝吾撰文，或可澄清。初意以为，当今新昌与仙居，多有文史专家，自有他们分说，且此事所牵扯者更多是“旅游”，而非“学术”与“文化”，非区区所能卷涉。而自谢灵运到李白，乃至宋元明清历代诗词文章，其所举天姥山皆在古之剡县，今之新昌。古史班班，稍通文墨者自可分辨，更无须我辈强说。
天姥山或可有二，亦可有三有四。然则数载忽忽而过，颠倒之说愈演愈烈，更有甚者曰：天姥山在新昌不过是误传。彼等又将“神仙居”这个好名字改成了“天姥山”。尝闻诸黄宣献曰，山之名闻于天下者，以其人也。古之天姥因人而名，今之天姥亦赖人以说。虽或有颠倒众说，然其来龙去脉，亦不可不明。遂草此文，以备于友人之来问者。
天姥山之得名，今有多种想象，然而落于文字，则无可考证。盖其所闻于世于者，或不早于两汉，而见于文字者，实肇端于西晋。唐李善（-）《昭明文选注》：“《吴录·地理志》曰：剡县有天姥岑。”其所注者为谢灵运（-）《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之）》，因其中句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隋书·经籍志》：“晋有张勃《吴录》三十卷。”《旧唐书·经籍志》：“《吴录》三十卷，张勃撰。”《新唐书·艺文志》：“张勃《吴录》，三十卷。”这就是天姥山最早见于文字记载。张勃生卒不详，而据《通志》，其为晋武帝（-）时太子仆，晋武帝司马炎于咸熙二年十二月（年2月）篡魏自立，改元泰始，至太熙元年（）在位，以此可想见张勃所处时代。而《吴录》记东吴之事，则当在东吴天纪四年（）晋灭吴国之后。《太平寰宇记》（-）曰：“天姥山，在剡县南八十里。《名山志》曰：‘山上有枫千余丈，萧萧然。’《后吴录》云：‘剡县有天姥山，传云登者闻天姥歌谣之响。’谢灵运诗云：‘瞑投剡山中，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奇那可寻’，即此也。”其中所引《后吴录》，即张勃所撰《吴录》，后吴者以区别于先秦之吴国，而《名山志》则是谢灵运所作《游名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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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登者闻天姥歌谣之响”，登者即南迁之汉人，歌谣者即古越原住民。剡县本是於越故地，后败于楚，一并为秦所灭，秦汉时为会稽郡属地，始有中原移民。《史记》：秦王政二十五年（前），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越绝书》：“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其后中原移民纷纷南来，逐渐取代原住民。东汉以后，随着道教兴起，乃将山上歌谣之人仙化，此盖天姥之由来。即如《幽明录》所言：“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经十三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大有子实；而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各啖数枚，而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便共没水，逆流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问：‘来何晚邪？’因邀还家……”这固然是神仙家造撰的故事，然则亦反映出所谓汉人与原住民之交融。而古越遗民原本未必住在山上，可是随着中原政权之进逼，不得不退守到山上。此在东吴累次征服山越之战即可见一斑。於越遗民，或自冒姓氏，融入汉人，或躲进深山，与世不相往来，成仙人矣。
因闻山上歌谣之响而传为天姥，故天姥山原或并非实指某一处，而是个大范围。甚而有多处，因为像那样的古越遗民所居之山，古会稽郡（越国境内）在在皆是，而后来州县越置越多，则其境中山川或各生其名，或异地而同名。如跨越宁绍的四明山亦名天姥山，《元丰九域志》曰：“天姥山，一名四明山”，惟九域志所言四明山在亦明言在新昌境内。杭州石甑山亦有天姥山之名，《太平寰宇记》曰：“石甑山，按《郡国志》云：‘石甑山，一名天姥山，有石危如甑，三石支在下，一人揺之，輙动更加，千人摇之，终不落。”今之松阳县（古代也属会稽郡）也有天姥山，乾隆《松阳县志》曰：“天姥山，在县西南四十里，高二百余丈。其中烟云五色，洞壑幽深，中有石佛、石鼎、石牛、石马，背之上更有百鸟百兽迹，昔有道人结屋修炼于此。”而名相近者，更有长兴独姥山、浦城太姥山、福鼎太姥山，巧合的是这些地方都是古会稽郡亦即越国属地。异地同名，不独天姥山，其它如石城山、桐柏山、天目山多而有之。异地同名之山，或有后来附会的，亦或初时即因同一文化现象而起的。故而所谓韦羌山亦名天姥山，并不奇怪。
《昭明文选注》与《太平寰宇记》所引，一则天姥岑，一则天姥山，或曰“新昌之山，天姥岑耳，非天姥山也”。咄！真无知之徒。殊不知《尔雅·释山》曰：“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锐而高，峤；卑而大，扈；小而众，岿；小山，岌；大山，峘。”又曰：“多小石，磝；多大石，礐；多草木，岵；无草木，峐；山上有水，埒；夏有水，冬无水，泶。”释山，其详在特征。古之山各因其特征而别有雅称，故谓天姥岑与天姥山，实则同名而异写。岑者本就是拥有某种特征之山。山小而高曰岑，正是天姥山特点，正如锐而高者是临海峤特点，谢灵运一代文豪，其曰临海峤，曰天姥岑，实以文学家之锐笔，据山之特点而状也。且在诗文中，亦有为了押韵之目的，“攒念攻别心，旦发清溪阴。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那可寻。傥遇浮丘公，长绝子徽音。”岑字若改成山，则没法押韵。此则如在唐诗中，庐山亦称庐山岑，泰山亦称泰山岑。庐山岑、泰山岑是庐山泰山一岑，天姥岑是天姥山一岑，临海峤是临海山一峤。而在常人，则径呼庐山、泰山、天姥山、临海山，南朝宋何法盛《晋中兴书》曰：“高阳许询，字玄度。丹阳许玄，字远游。并清高不仕。询有才藻，能清言。玄山居服食，志求仙道。游会稽、临海山，誓不归家，乃与妇书令改适，后入深山，莫知所止。或以为升仙。”此临海山，就是《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之临海峤，太平二年（年），始分会稽郡而置临海郡，先有临海山，后有临海郡，郡因山而名。所谓游会稽临海山，或谓会稽、临海二山，或谓会稽之临海山，临海郡出会稽，后者乃从其旧亦通。而临海山因溪而名，《太平寰宇记》：“临海山，在县北二百四十里，有水合成溪，自临海，一水是始丰溪，一水是东女溪，至州北两相合，即名临海溪，山因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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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剡县天姥山，即后来的新昌天姥山，自从《吴录》以后，唐宋以来至于明清历代志书皆有记载。《元和郡县图志·越州》（年）：“天姥山，在（剡）县南八十里。”《元丰九域志》（年）：“（剡县）有天姥山，剡溪。”《舆第广记》（-年）：“剡县，汉属会稽郡，东汉晋隋皆因之，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嵊州，六年州废来属，有天姥山。”《舆地纪胜》（年）：“天姥山，在新昌东南五十里，东接天台，西联沃洲。”《方舆胜览》（年）：“天姥山，在新昌县东四十五里，接天台山。”《肇域志》（年）：“天姥山，在（新昌县）东五十里，东接天台华顶峰，西北连沃洲山。”《读史方舆纪要》（年）：“天姥山，（新昌）县东南五十里。高三千五百丈，周六十里。脉从括苍来，盘亘数百里，至关岭入县界，东接天台，西联沃洲，道书以为第十六福地，山之最高峰曰拨云尖。”嘉靖《浙江通志》（年）：绍兴·新昌：天姥山，东接天台华顶峰，西北联沃洲山。”
而《太平御览》（年）曰：“天姥山，《郡国志》曰：‘天姥山，与括苍山相连，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识。春月樵者，闻箫鼓笳吹之声聒耳。元嘉中，遣名画写状於扇，即此山也。’”《太平御览》所谓的《郡国志》为唐代志书，被后世广泛引用，而今已失传。《太平御览》列会稽东越诸山，范围甚广，临海山、武夷山都在内，所言会稽东越者为古会稽郡。括苍山之后，紧随天姥山，两山相连，因言石壁有科斗形文字，其所言或并非剡县之天姥山（即今日新昌县之天姥山），实为与括苍山相临的韦羌山。韦羌者或本与括苍之音转有关。《太平寰宇记》曰：“括苍山，在州西四十里，髙一万六千丈，《神仙传》：‘王方平居昆仑，往来罗浮、括苍山。’相连石壁山，有刊字，蝌蚪形，髙不可识，春月樵者闻鼓吹箫笳之声聒耳。元嘉中遣名手画写状如圆扇，即此山。”《太平寰宇记》所述后半部分其实也是引用的《郡国志》，惟其将韦羌山称作石壁山。据吾友仙居王巧赛考证，韦羌山一山而有九名，曰韦运、韦羌、伟羌、韦乡、伟乡、伟美、天鼓，天姥、王姥，其实还有一名曰石壁山。其中多是同音异写而已。至如天姥王姥或是后世讹传。巧赛兄曰韦羌者，在仙居方言读作虞空（yukong），乃音转自瓯羌与越羌，实为瓯时代之古音，其有《韦羌山读音考》一文详述音转过程。此说可从，然则所谓韦羌山旧名天姥山可谓无稽。剡县诸名山，天姥山海拔.7米，嶀山海拔米，嵊山海拔.5米，剡山海拔米。故韦羌山，乃临海溪（即今台州椒江、灵江）域内众山之高者，而天姥山乃沿剡溪众山之高者。天姥山非特是新昌一邑之望山，即在新昌置县前亦是剡县一邑之望山。
而所谓韦羌山与天姥山之混淆，则肇始于唐代中晚期之《郡国志》。《新唐书·艺文志》录有：“《郡国志》十卷”，然未详作者。《续通志》记有“贞观《郡国志》十卷”，与《新唐书》所言卷数合，可知其修撰于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然则嘉定《赤城志》《大明一统志》《江南通志》《河南通志》《山西通志》《三国志补注》《后汉书八家辑注》《吴兴新备》《至大金陵新志》《永乐大典（残卷）》诸书所引，皆称“元和郡国志”，宋代《通志》录有“元和郡国志十卷”，宋王应麟撰《玉海》则谓“元和郡国志四十卷”，则此《郡国志》似成于中晚唐之元和年间，而宋代程大昌（-）《禹贡论》与《大清一统志》所引，则称“李吉甫《元和郡国志》”，而李吉甫（-）所著实为《元和郡县图志》，又称《元和郡县志》或《元和郡国图》，诸书引为《郡国志》则有所混淆也。而《太平御览》与《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多载陆羽之事，陆羽大概卒于贞元二十年（年）前后，可知《太平御览》所引之《郡国志》当成书于这之后，并非唐初贞观《郡国志》。此《郡国志》或是《元和郡县图志》之讹，或是与《元和郡县图志》同一时期撰修的另外一部地理专著《郡国志》，比较内容，则后者为是。所以据这《郡国志》将韦羌山的特征嫁接到天姥山或者说将韦羌山混淆为天姥山，实则已至中晚唐，其时距李白游剡中已过了七十多年，而据谢灵运游剡县天姥山已过了三百七十多年。设若韦羌山亦名天姥，然史籍所载至少比剡县天姥山晚了数百年。焉知其不是在天姥山名闻天下之后，辗转讹传而致相混淆。
毋庸讳言，在唐代元和（）以后，除剡县（今新昌）天姥山外，乐安县（今仙居）韦羌山亦曾被冠名天姥山，但其所出远远晚于剡县天姥山。剡县天姥山讹为乐安天姥山，则或是，乐安天姥山讹为剡县天姥山，则无据。
今人妄说新昌天姥山乃是从仙居误传而来，实则颠倒胡说。而今仙居有研究者转引天姥山，擅自将《郡国志》改作《宋书·郡国志》，须知《宋书》无〈郡国志〉，《宋书》惟〈州郡志〉，然《宋书·州郡志》并无任何山川条目，在《宋书》以前，《续汉书》与《后汉书》有〈郡国志〉，《后汉书》为范晔所作，在他之前有司马彪作《续汉书》，后来失传，惟〈郡国志〉被范晔采录，收入《后汉书》，即二书实同一〈郡国志〉。然《后汉书·郡国志》会稽郡（当时临海郡尚未从会稽分出）除言及稷山、怪山、会稽山、常山、萧山、潘水、浙江外，亦无其它山川条目。而今者擅改唐代专著《郡国志》为《宋书·郡国志》，实为张冠李戴，妄自附会。或者又引南宋嘉定《赤城志》转引《临海记》，谓韦羌山在南朝时旧名天姥山，然则所引《临海记》但说韦羌山：“此众山之最高者，上有石壁刊字如蝌蚪，晋义熙中周廷尉为郡造飞梯，以蜡摹之然莫识其义，俗传夏帝践历，故刻此石。”未尝言其亦名天姥山。故所谓韦羌山又名天姥山者，实在中晚唐以后，在李白杜甫等人写了剡县天姥山以后。
在唐代及唐代以前的史籍中，天姥山在剡县无可争议。而唐代宰相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则将其定位，谓：“江南道越州剡县：天姥山，在县南八十里。”这一位置，正好是今新昌天姥山之位置。在此之后，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曰：“禅院在沃洲山之阳，天姥岑之阴。南对天台，而华顶、赤城列焉；北对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岭，而养马坡、放鹤峰次焉；东南有石桥溪，溪出天台石桥，因名焉。”再次准确描述了天姥山之地理位置，及与周边诸山之关系。
今网络查阅韦羌山与神仙居，皆自动转入天姥山，而任何一种介绍皆曰：“天姥山位于仙居县西南十三都境内，又名韦羌山，今名神仙居。北魏时称为韦羌山、王姥山。北魏侍中郑小同撰写的《郑志》十一卷：‘按，韦羌又名王姥。’”云云，实则为仙居文史界（或曰旅游界？）未读懂《仙居县志》而致如此之讹谬，几成笑话。
光绪《仙居县志》引康熙《仙居县志》中对韦羌山的描述，注曰郑志。康熙《仙居县志》由知县郑录勋主修，邑人张明焜、张徽谟同修，后人引述，则称郑志。而今之研究者又张冠李戴，误以郑修《仙居县志》（简称郑志）为曹魏时期郑小同编录之郑玄语录《郑志》，以彰显韦羌山又名王姥山与天姥山之历史久远，而殊不知郑小同所编《郑志》类同《论语》之师门对答，与地理无关。即使是此郑同，亦是曹魏之人，而非北魏之人，况此郑非彼郑，实大清康熙之人也。
彼等实际是未读懂光绪《仙居县志》而致有此笑话，光绪《仙居县志》曰：“韦羌山……上有石室戸牗，至春深雾重，樵者隐隐闻萧鼓声，盖神仙所宅也（郑志）。案，韦羌又名王姥，《名胜志》云：‘王姥山在仙居县界，亦名天姥山，相传古仙人所居。’（见《通志》），又《寰宇记》云：‘春月樵者，闻鼓吹箫笳之声聒耳。’《郑志》本此。”自“郑志”以下为小字，前一个郑志在说明此内容引自郑志，后一个郑志在解释《郑志》内容之来源。被称作郑志的康熙《仙居县志》则曰：“韦羌山，县西南四十里，旧十三都境，险峻难升，上有石室户牗，至春深雾重，樵者隐隐闻萧鼓声，盖神仙所宅也。巨石森耸壁立，有蝌蚪篆文，晋义熙中周廷尉领郡造飞梯，摹之不可识，后守阮录往观，几及，忽为风雨所迷。旧有绿筠亭，宋元符令郭三益诗纪其胜。”而康熙《仙居县志》对韦羌山的描述，改写自万历《仙居县志》，万历志云：“韦羌山，县西四十五里，险绝难升，上有石壁，刻科斗篆文，晋义熙中周廷尉领郡造飞梯，以蜡摸之，莫识其义，后守阮录携众往观，云雨晦暝，累日不见，下有绿筠亭，郭三益诗纪其胜。”相比二志，康熙志（郑志）加入了“至春深雾重，樵者隐隐闻萧鼓声，盖神仙所宅也”之句，但二志皆不曾说韦羌山亦名王姥山或天姥山。所谓韦羌山亦名天姥，则仅见于嘉定《赤城志》山水辨误小字案语，谓：“按旧志载，韦羌山，亦名天姥，或又曰纬乡，俗语讹也。”其所谓旧志不详何志，盖唐代地理专著《郡国志》是也。而《郡国志》所述，今仅有《太平御览》引述，就其内容而言，或是将当时两座名山乐安县韦羌山与剡县天姥山混淆在了一起，即其所谓“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识”者乃状韦羌山，而“春月樵者，闻箫鼓笳吹之声聒耳”则实状天姥山，与《吴录》所谓登者闻天姥歌谣之声相一致。而言韦羌山又名王姥山者，为光绪县志所添，其所据为明代末期的《大明舆地名胜志》。《名胜志》曰：“《晏公类要》云：‘王姥山，在仙居县界，亦名天姥山，相传古仙人所居。’”《晏公类要》为北宋晏（-）殊撰，查此书，在江南路仙居条目下有：“王姥山，连差山，一名天姥山，在西四十五里。”按此位置，其实即是韦羌山。《晏公类要》言剡县之天姥曰：“天姥岑，闻天姥之歌谣……南八十里，《吴录》云：剡县有天……谢灵运诗云‘暮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是也。”（按“……”者为抄本残缺）后世仙居各种史料所引皆不出嘉定《赤城志》与《晏子类要》范畴，而至于今人张冠李戴，则可笑之至矣。就中韦羌山以《赤城志》所引南朝齐（-）孙诜《临海记》为最早。结合《吴录》《游名山志》《郡国志》《临海记》，则可知，在唐代以前名天姥山者实或惟一，至唐代后期乃将韦羌山讹为天姥山，而后又将两者混为一谈。
最早将两座天姥山混在一起的是晚唐的徐灵府，其《天台山记》曰：“自天台山西北有一峰，孤秀迴拔，与天台相对，曰天姥峰，下临剡县路，仰望宛在天表。旧属临海郡，今肄会稽。又有大唾、小唾二峰，去天姥唾为谷。天姥峰有石桥，以天台相连，石壁上有刊字，科斗之文，高邈不可寻觅。春月醮者，闻笳箫鼓之声。宋元嘉中，台遣画工匠，写山状于圆扇，以标灵异，即夏禹时刘阮二人采药遇仙之所也。古之剡人刘晟、阮肇，入山遇仙于此，其事亦具在本传。又按《仙经》云此山有石桥一所，现二所不知其处。又云：‘多散仙人，遇得桥，即与相见。’以此言之，即灵仙之桥也，非今常人见者，自非精诚玄达，阻绝相偶，真仙亦不可得见，桥亦安可睹之？至于奇禽异兽，千状万类，不可称记，灵葩仙草，潜产谷中，莫能名之，而五芝耀綵，非真不遇，建木匿影，岂凡所观？”徐灵府是实地到过的，所以其谓天姥峰在天台山西北，又言下临剡县路，然则其所谓刊字科斗之文者，实际上是参考了他同时期的《郡国志》，从中转引，进而以其修道者的身份将之说得神乎其神，就如《幽明录》记刘、阮故事一般，已是神仙家笔法，超出了本是遇古越遗民的事实。而所谓石桥云云亦或是从（顾野王，-）《舆地志》“剡东百里有石桥，里人传，旧路自石笥入天姥”引出而加以神话。徐灵府乃修仙之道士，其所言之道家福地固非同常人之所见。
而后世随着道教的推动，王母信仰又传诸各地，初略统计，明清期间的地方志中，名王母山者就有数十处。受后世道教之影响，故仙居韦羌山亦或别名王姥山，且留下一些王母信仰。此皆后世辗转附会，又岂能与早在西晋就有记载的天姥山混为一谈？而《全唐诗》中直接写到王母的诗有首，然亦无一首与天姥山有任何关联。即如在后来的道教系统中，因受天姥山为七十二福地之一的影响，在明代以后也演化出“天姥神王”（《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及天姥岑仙官等神仙，然亦与道教中的王母无任何关涉。故今人或谓天姥即王母者，实亦无任何可靠依据。
而宋代以后，重经术而轻词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