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虽然地处山陬海隅，周围山脉连绵、峰峦迭起，构成半包围状态的屏障。但是它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所以此地既有山的大气厚重，又有海的生气灵动。台州人由少数本地的山越人和多数移民构成，移民群体又以中原居多。台州文化既有中原文化的雄豪剽悍又兼有水墨江南的清丽灵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山海文化现象和山*海魄的地域气质。
*岩焦坑人喻长霖（-）是清光绪二十一年（）的榜眼，他于年修成《台州府志》。在这部通志里，他傲娇而夸张地指出：“台郡地僻东南弹丸之地，然常异才突起，群贤都能立光明俊伟事业，以惊动人世，他郡莫之若先。”
历史上，偏僻的台州虽然在地缘上是边缘化的存在，但它创造了天台“一山容两教”的佛道宗教文化。台州各地佛庙之多，全国少见；洞天福地占全国比例之高也绝无仅有。而且，台州产生了有全国影响并载入史册的重要人物和事件。这些人与事，有些成为历代文学家触发创作灵感的素材，有些被他们直接摄入作品中，成为不朽的文学形象。笔者作为向导，带领大家逛一逛，到底哪些古典名著写到了台州人和台州事。
天台寒山湖
《西游记》与紫阳真人张伯端
《西游记》第69至71回有这样的故事情节：麒麟山妖怪大王赛太岁得知朱紫国金圣皇后“貌美姿娇”，便用妖法将其摄入洞府做大王夫人。紫阳真人张伯端为免皇后受辱，使出一计，驾临麒麟山，把自己身上的“旧棕衣”变作一件“五彩仙衣”献给妖王作为“新妆”，妖王满心欢喜送给皇后。谁知皇后穿上五彩仙衣以后，妖王一靠近她便如触*刺，疼痛难忍，从此再也不敢近身。因此皇后虽身居妖窟，倒也毫发无损。后来孙悟空救出金圣皇后，夫妻得以团聚。重逢之际，孰料皇后身上*刺依然，使朱紫国国王同样无法亲近。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时，紫阳真人从天而降，收回仙衣，终使国王与皇后仍复天伦之乐。
小说中这个救金圣皇后于危难之中的紫阳真人就是张伯端（—），号紫阳，北宋初人，是中国道教南宗的开创者。他世世代代住在台州府临海城内璎珞街，就是现在的樱珠巷。他的祖居位于现在市老教育局大院内。
他在生时没有很大的名声，《民国临海县志》倒有详细的记载，说他是府城本地人，在府衙当小吏，他爱三餐吃鱼。有时在官署办事晚了，家里差下人送饭菜到办公室用餐。一天，同事开他的玩笑，趁他没在，把家里送来的一盘鱼藏在梁间。张伯端一看鱼不见了，当即怀疑是这个送饭的婢女偷吃了，于是回家拷问她。婢女因冤枉责打，就上吊死了。过了几天，鱼霉烂生虫，虫从梁上掉落下来，才知道是同事开他玩笑，藏了鱼，不是婢女偷吃的！张伯端长叹一声说：“这堆叠如山的案卷中，像我家婢女被冤枉偷鱼的，不知道有多少啊！”于是想辞职不干了，他写诗道：“刀笔随身四十年，是非非是万千千，一家饱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紫绶金章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问我蓬莱路，云在青山月在天。”吟罢诗句，放一把火把文书全烧了。于是朝廷按照火烧文书的律法遣戍他。
这样说来，张伯端是因侍婢冤死而悔悟入道的。不然中国多一个胡乱判案的小吏，少了一个道学大师。
在桂林、成都和陕西一带转悠许多年，82岁的他还未掌握悟道门径，据说直到在成都遇见了刘海蟾大师，传授明师真诀，授以养生秘要，他才领悟金丹大道。
随后，张伯端返台州故里。他在家潜心著述不朽的《悟真篇》，于熙宁八年（年）完成。在《悟真篇·序》中，他交代了自己撰写的目的：“因谓世之学仙者十有八九，而达其真要者未闻一二，仆既遇真诠，安敢隐默？罄所得成律诗九九八十一首，号曰《悟真篇》”。我们知道了《悟真篇》就是81首诗歌，总结了“内丹学”的修炼方法。
张伯端因其著作《悟真篇》被奉为道教“丹法正宗祖经”，有“修丹之金科，养生之玉律”的美誉，成为“内丹学”修炼方法和气功理论的集大成者，故后世尊之为道教南宗的鼻祖，成为“内丹学”思想的杰出代表。纪晓岚的《四库提要》有论述。
汉魏晋道教的外丹学主张炼丹服药以求长生，结果往往因为不适当服用造成汞中*甚至死亡。随着修道者对宗教伦理道德价值越来越重视，使得道教转而向内探求，于是在唐、五代便有“内丹学”的兴起。内丹学以人的身体为“炉”，以意念为“火”，对人体内的精、气、神即所谓“药物”进行“烹炼”，以修成内丹。因其修炼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人的精神虚静、恬淡自适，故“内丹学”与伦理道德规范构成了密切的关系，成为一种与社会密切相关的心性修养之学。
“内丹学”在实践中的表现就是道家气功。张伯端的内丹理论注重先命后性，性命双修。其代表作《悟真篇》倡导以道教内丹为中心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学说，被称为“专明金丹之意，与魏伯阳《参同契》，道家并推为正宗”，在中国道教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降及清代，雍正皇帝崇道服药，他对真人高踪景仰之至，乃封其号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特命于紫阳故居敕建紫阳道观，并亲自御书《道观碑文》，勒石以记。惜道观今已不存。现在临海城区尚有纪念张伯端的一条历史古街叫做“紫阳街”以及雍正御碑、紫阳桥、紫阳坊、紫阳故里和紫阳宫遗址等古迹。北固山上、台州府城墙旁边，至今仍存雍正御笔的“至真妙道”四字摩崖石刻。
成书于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神魔小说的代表，它通过描写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宣扬的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思想，而“三教合一”正是明代的主流社会思潮。
小说展示了神、佛、圣三界和睦相处的景象，比如道教神仙收拾不了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佛祖、菩萨赶来帮助；唐僧师徒西天取经，道教诸神东海龙王、太白金星和二十八宿都随叫随到，就连做了神仙的张伯端也被拉来帮忙等等，无不体现出了佛道融合的特征。虽然神通广大的仙佛占据了很大篇幅，但小说仍然是把儒家精神作为宗教文化的底蕴。作为虔诚的佛徒，唐僧是以“唐御弟”的身份，抱着“尽忠报国”的忠君思想出使天竺国的。因此，其西天取经也不是游学问道的纯粹个人行为，而是“使我们法轮回转，愿圣主皇图永固”的大事业，唐僧这一路上的言行，也是颇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训的。故此可以说，西天取经故事是一个被儒学化了的佛教故事。儒、道、佛三教合一，儒家精神却是根本。
《西游记》搬出紫阳真人这个道教中的人物来敷演一段神仙救美的“化功大法”，也是作品体现“三教合一”思想的一个表征。在第71回“行者假名降怪犼，观音现像伏妖王”中，紫阳真人自己道出了原委：“小仙三年前曾赴佛会，因打这里经过，见朱紫国王有拆凤之忧，我恐那妖将皇后玷辱，有坏人伦，后日难与国王复合。是我将一件旧棕衣变作一领新霞裳，光生五彩，进与妖王，教皇后穿了新妆。那皇后穿上身，即生一身*刺，*刺者，乃棕毛也。”由此可见，这件“五彩霞衣”具有贞操内衣的功用，它体现出了作者传统的观念：女性贞操极其重要，是神圣的，一旦被践踏，便会有伤人伦礼制。作者把道教教主紫阳真人描绘成了儒家人伦大防和妇女贞操观的卫道者了，这足证佛道深受儒家思想观念的浸润和影响。
陕西紫阳县紫阳真人铜像
《聊斋志异》与台州“白榜银案”
《聊斋志异》卷九《张鸿渐》篇主要叙写主人公张鸿渐跌宕起伏的逃亡经历。张鸿渐是个年方十八的永平府名士，永平府所在地在卢龙县，县令赵某贪暴，人民早已怨声载道。有个县学生员范氏被其杖杀，同学们群情激愤，要向部院伸冤，约请张鸿渐写状词。无奈赵县令以巨金贿赂上司，诸生告官不成，反被诬以结*谋逆的罪名收监并押解进京，作为代笔者的张鸿渐也被追捕，从此踏上了颠沛流离又充满传奇的逃亡之路。
途中张鸿渐与狐仙施舜华相遇并产生了爱情。在舜华的帮助下，他得以潜家中与妻子相会，并从妻子口中得知“诸生有瘐死者，有远徙者”的悲惨结局。里中恶少获悉张鸿渐回家，欲“缚送官府”，张妻苦苦哀求不成，鸿渐遂杀死恶少自首。在押解都城的路途中，又是狐女舜华帮其逃脱。张鸿渐东躲西藏，隐姓埋名，靠做塾师维生。直到十年后，“访知捕亡寝怠”，才潜入家中。颇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因长期逃亡，人如惊弓之鸟，误把儿子得中孝廉的报喜者当作捕快上门，他又一次“越莽穿榛”逃向外地。直到在名榜中得知儿子确已中式，方才重归家园，与妻儿团聚。一家人悲喜交集，抱头大哭。
经比对，此篇小说情节与清初发生于浙江台州的“白榜银案”有着重大的关连。
满人入主中原之初，各地反清复明的斗争此起彼伏。为了巩固这个外族统治，清廷采取了专制和民族高压*策，疯狂地在全国索租征赋，通令限期上交，不许宽贷，凡欠交违限者一概解京流配，有司可以直接杖责。台州府临海县生员赵齐隆和赵齐芳两兄弟旧欠“白榜纸银”三两，前此已经上交，却被临海粮役蔡寰贪入私囊。顺治十八年()，台州知府、贪官郭曰燧谓各邑催征不力，便遣衙役将未交者尽行逮获，赵齐芳也在被抓之列。郭为了杀一儆百，便不顾赵的申辩，首先在赵身上开刀，对之严刑*打，结果把赵活活打死。按封建社会的旧制，生员是不能直接杖责的，若要杖责生员，必须先革去“生员”这一名份。
赵齐芳被活活打死以后，台州府学和临海县学两庠诸生认为这是“凌辱斯文”，一时群情激愤，“不愿为士”，要求退学，并联名署状，至宁绍台兵备道杨三辰处申诉。谁知郭、杨上下其手，硬说诸生“挟制官长”，聚众闹事，并以“诸生近海，谋且叵测”上纲上线，转呈浙江总督赵国祚。赵得贿，便罗织成狱，将为首的水有澜、周炽以及赵齐芳之子赵鼎臣等六十八人尽行解京。最后，水有澜、周炽处以绞刑，其余除赵齐隆死于道途外，应鸿渐、赵鼎臣、陈弦诵等六十五人各杖三十，遣戍尚阳堡、开元堡、仁寿堡(分别在今黑龙江、辽宁境内)等处安置。此案十年始解，牵连被逮者将近四百人，遁回者十分之七，死亡者已十分之三。
台州“倜傥通才，一网俱尽”，朝廷颁旨停考二十五年。由“白榜银案”引发“两庠退学案”，史志又称之为“青衿之厄”，这是台州封建社会史上最为触目惊心的冤案之一。从此，台州人文凋零，教育落后。40年后临海才有人中举，年后才开始出进士。作为首县，临海宋代出过进士人，明代25人，清代只有9人。
两相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张鸿渐》直接取材于台州的“白榜银案”。它不但以此案为背景展开情节，而且整个故事的框架和人物均有来历，并非全是虚构之作。
其一，小说情节与史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张鸿渐》用较多的笔墨描写“年十八”的郡名士张鸿渐因“诸生结*”一案被押解进京，途中与狐仙相遇并产生爱情的故事，但在骨子里则是揭露“卢龙令赵某贪暴，人民共苦之，有范生被杖毙，同学忿其冤，将鸣部院，……赵以巨金纳大僚，诸生坐结*被收”的历史事实，以及案中“诸生有瘐死者，有远徙者”的可悲结局。文史可以互证。作者蒲松龄（-）出生于明崇祯13年，卒于清康熙54年，考之年明亡清兴以来至作品完成，全国其它地方尚无类似于台州“白榜银案”这样的大冤案，故可以推知，蒲松龄创作此篇小说就是本乎这一史实。
其二，小说中一些细节也是来自该案。主人公张鸿渐生活的永平府所在地就是卢龙县城（今属河北省秦皇岛市），正对应了台州府所在地临海县。“卢龙令赵某”，即隐指台州知府郭曰燧，纳巨金的“大僚”则喻浙江总督赵国祚；被杖毙的“范生”是为赵齐芳；而主人公“张鸿渐”便是案中应鸿渐之化身，故事说张鸿渐“十年”乃归，意指此案十年始解，应鸿渐在戍“十年”才得遁回；“年十八”实为“十八年”之倒语，暗指案件发生在顺治十八年。
为什么蒲松龄在文网如此森严的清初敢于把这个发生才刚不久的血案写入文中？细究之下可以发现，台州这块地方在清初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和知名度。
台州虽然地濒东海，远离京城，但清廷一直对之存有戒心，眼睛紧紧盯着这块南明抗清的根据地：顺治初年，朱元璋的后裔鲁王朱以海曾经来到台州，临海人陈函辉（南明朝礼、兵两部尚书）、*岩人柯夏卿（南明朝佥都御史、兵部尚书）等破家起兵，辅佐鲁王监国。顺治中后期，反清的最大势力郑成功和鄞县张煌言（张苍水）都曾转战台州。特别是郑成功的几次攻打台州和清台州协镇副将马信倒戈起义，影响尤大。基于上述情形，清廷对台州的一举一动，都心怀疑惧，一闻“谋且叵测”，即定此案为“抗粮鼓众，退职造反”，惩处格外严厉。
蒲松龄一生除在江苏宝应做知县幕宾数年之外，其余时间都在山东淄博乡下老家教书度日。年“白榜银案”发生时，他22岁，热衷科举却应乡试未中。十年后案结，蒲松龄时32岁，在江苏宝应做同邑知县孙蕙的幕宾。到底他在何处得知此案，惜无资料可查考。总之，这场发生在台州、影响及于整个中国士林的学潮是一起*治迫害事件，它对蒲松龄心灵的打击是巨大的。我们完全可以想像，作为下层士子的蒲松龄面对这一斯文扫地、祸及同类的横逆惨祸所怀有的兔死狐悲、感同身受的心情和对清朝统治者的刻骨仇恨。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立志效法太史公，为当世存史，以写*狐故事刺贪讽世，发泄孤愤不平之气。在清初文字狱的高压态势下，他的写作可谓冒险的事业，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张鸿渐》一篇，用了影射这一曲笔手法，曲折隐晦地表达了那永不泯灭的民族意识和对清廷残暴统治的忿恨，也为后世留下了一段值得铭记在心的历史。后来，蒲松龄还把《张鸿渐》改写成俚曲《富贵神仙曲》，最后又改成长达10万言的《磨难曲》，使之比前者更为深刻。
《二刻拍案惊奇》与天台营妓严蕊
晚明文学家凌濛初编著的拟话本小说集《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中收有《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一篇，主人公天台营妓、女词人严蕊因为在“朱唐讼案”中耿直不屈、亮烈难犯的表现而留名千古，成就了身处下贱却品格高古的妓中侠者的形象。
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提举浙东常平仓行部台州时，风闻台州知州唐仲友与严蕊通奸，且背地里轻薄他的学问与为人。于是，朱熹拿住了严蕊严刑拷打，逼其招认。又恐本地皂隶下手欠重，移至绍兴加重用刑。朱熹本以为女流之辈，刑拷之下必无不招，谁知严蕊面对威逼利诱，不为所动，说出了一番掷地有声、令人感佩的话语：“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奸，料然不到得死罪，招认了，有何大害？但天下事，真则是真，假则是假，岂可自惜微躯，信口妄言，以污士大夫？今日宁可置我死地，要我诬人，断然不成的！”
案件最后在孝宗皇帝的调处下了结，提点刑狱岳霖对这个风尘弱女子深表同情和敬重，照准了她的意愿，除了伎籍，判与从良。在大堂上，严蕊口占了一首表明心迹的《卜算子》，流传至今，让后世看到了一代名妓的才情和内心的美好：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于是，严蕊“声价腾涌”，舆论比之为“古来义侠之伦”。小说结尾说：“后人评论这个严蕊，乃是真正讲得道学的。并引了一首七言古风讥讽朱熹。
小说取材主要根据的是南宋洪迈所著《夷坚志》和宋末元初人周密所著的《齐东野语》这两部笔记，而宋人笔记多采自道听途说的传闻，可信度不是很高。
据《宋史》朱熹本传可知，因“浙东大饥”，朱熹被授“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熹行部至台，讼仲友者纷然，按得其实，章三上，淮匿不以闻”。因职责所系弹劾不法属官，本是常事，况且唐仲友还有其它犯案嫌疑。朱熹本传提到，当朝宰相还是唐仲友的同乡兼姻亲王淮，他极力在孝宗面前开释唐仲友。宰相王淮、尚书郑丙和监察御史陈贾本对道学侧目已久，朱熹弹劾唐仲友则得罪了朝中势力庞大的王淮*羽，卷入了朋*之争。最后唐仲友虽罢官，但并未被追究，对此失望的朱熹乞请奉祠，做了提举台州崇道观（即中国道教南宗祖庭天台桐柏宫）这个闲差。
唐、严之间有无艳事呢？据朱熹上奏的《按知台州唐仲友第四状》说：“今据通判申，于*岩县郑奭家追到严蕊，据供：每遇仲友筵会，严蕊进入宅堂，因此密熟，出入无间，上下合干人并无阻节。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宴会夜深，仲友因与严蕊逾滥，欲行落籍，遣归婺州永康亲戚家。”根据审案的通判转述严蕊交代的情况，唐、严过从甚密，唐氏有过为严蕊落籍从良，先安置到自己亲戚家里，以后收纳为妾的想法。按宋朝律法，歌伎是可以在官员宴席间唱曲侑酒的。“逾滥”意即超出朝廷法度，也当不得如何不堪。况且，奏状也没有提供具体的人证与物证。朱熹有没有用刑讯逼问出上述口供，也不得而知。因此，就“奸情”一节来看，可以说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疑案。
但在小说中朱熹俨然是个心胸狭窄、卑鄙狠*的小人，而严蕊是个骨气奇高、刚正不阿的女子。两相对比，满口仁义道德的道学家朱熹连妓女都不如。而事实上，朱熹在朝廷并无影响力，理学在其生前也备受奚落和打击，所以说朱熹仗势欺人是没有根据的。那么，为什么作者对“程朱理学”如此痛恨呢？主要是因为晚明时代，僵化的理学教条造就了社会上口是心非的假道学盛行，对民众思想的禁锢尤其是妇女身心的戕害很大。王阳明的心学流行，成为了思想解放的旗帜，对作了三百年官学的“程朱理学”构成了质疑和挑战，因此民间社会和下层士人如凌濛初对此表示反感，并用小说来讽刺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关于严蕊方面，据朱熹表奏，其娘家在*岩县，本姓周，“严蕊”为其艺名。周密《齐东野语》这样写道：
“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者，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至案结后，“即日判令从良。继而宗室近属，纳为小妇以终身焉。”
严蕊最终是被赵宋皇族收为小妾。赵宋皇族不少人就居住在台州府城。附带指出，因台州以天台山得名，古人常常习惯以“天台”指代“台州”。“天台营妓”即“台州营妓”，并非仅特指天台县籍。
南宋时期，台州府城临海城内的“友兰巷”，人称“勾栏巷”，有当时台州府官办的戏台，著名的官妓如严蕊常在此演出，严蕊住在北边的璎珞巷。
临海城关友兰巷
就文学形象来说，严蕊虽然是一个正史鄙夷不传的倡家，却有如历史上诸多名妓一样，风尘中自有气节胸怀。作为浙东区域文化组成部分的台州文化，其注重气节的文化传统体现在所谓“台州式硬气”上，严蕊也可以算得上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剧作家将此篇改成越剧《莫问奴归处》，久演不衰。
总之，古典文学名著征引台州史事和人物，一方面表明了古代台州地域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多少传递出台州历史文化的某些特点，当然，名著所引史实应该不止于上述区区数条。比如，南朝宋刘义庆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也涉及临海郡姓任的客人；北宋的类书《太平广记》介绍了寒山；刘禹锡（来过台州）的众多唱和结合的《竹枝词》表现手法来自台州民间歌谣；台州作为南戏发源地之一，《永乐大典》收载的南戏《张协状元》剧中就有一出《台州歌》。限于篇幅和资料，仅挂一漏万，略述于上，抛砖引玉，以供热爱台州历史文化研究的有志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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